離開了台灣，來到新加坡，再次住進了東方酒店。

這次到新加坡後，我幾乎不敢離開酒店的房間，有朋友約請，也不出房門，天天在房裡等台灣的國際長途電話。

對杜文的懸念成了心病，就連十多年來一直雷打不動的靜坐運氣日課也徹底放棄了。

想不到平靜的生活一旦改變，不自不覺中，一場大病突然降臨，加上在台北時候的勞累、離別愛人的焦慮、被台灣媒體侮辱的委屈，使得病勢更加凶猛，在思想上我瀕臨崩潰。唯一支撐我的就是台北政壇動態和愛人杜文的點點滴滴。

就在立法院即將對連戰總咨詢的前一夜，朱婉清來電問我，再度確認連戰展鋪出任行政院院長一事。

我告訴她，全部就緒，現在就需要水，水到渠成！

我向朱婉清說了最後一道指令：在連戰家入門玄關口，桌下放一盆水；在朱婉清家供奉的彌勒佛前也放一盆水。